为鲁迅和毛泽东搭桥的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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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改变现代中国历史的伟人;一位现代中国最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 毛泽东和鲁迅,他们终生未曾谋面,却心心相印。毛泽东说:“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鲁迅赞赏毛泽东的诗词中有一种“山大王”的英雄气概。 是谁在他们之间搭起了沟通与相知的桥梁? 毛泽东欣赏“湖畔诗人” 1903年6月,冯雪峰出生在浙江义乌南乡一个名叫神坛的山村。9岁那年,他以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了设在金华的浙江第七师范学校。1919年的“五四运动”波及金华,发生了反对学校当局专横压制的学潮。冯雪峰作为这次学潮的带头人,被开除学籍。他转而来到杭州,准备继续自己的求学生涯。 1921年秋,冯雪峰考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当时,这所学校名师云集,叶圣陶、朱自清、陈望道等名家,都在这所学校里任教。这样的文学氛围,激发出了冯雪峰文学上的才能,也培养了他文学理论上的素养。在西子湖畔,他与同学柔石、潘漠华、魏金枝、汪静之徜徉其间,一个在中国文学史上占一个章节的“湖畔诗社”,就在那时成立了。作为诗社重要一员的冯雪峰,在1921年18岁时就出版了两本诗集。诗中那清新的风格,浓郁的情感,感动了郭沫若、郁达夫、叶圣陶甚至毛泽东等人,他们为此留下了一连串的赞语。 1925年,冯雪峰在北京大学旁听学习。此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的毛泽东,很需要得力的干部,他读了冯雪峰的新诗非常喜欢,于是写信给在北京的雪峰,希望他能到南方去工作。冯雪峰虽然离开了令他陶醉的西子“湖畔”,但他文学的情结更加浓烈。结果,他拒绝了毛泽东的邀请。 在此期间,冯雪峰自修学会了日语。从1926年开始,冯雪峰阅读和翻译日文书刊,特别是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如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人著述的马克思文艺理论书籍及介绍苏俄文学的书籍,逐步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惨遭杀害。6月,冯雪峰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1月,他遭到北京当局的通缉。1928年二、三月间,冯雪峰离开北京来到上海。此时,以郭沫若为首的创造社与鲁迅的“论战”正酣。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创造社的郭沫若、成仿吾等先后参加革命实际工作。1927年该社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1928年,创造社和另一提倡无产阶级文学的太阳社对鲁迅的批评和鲁迅对他们的反驳,形成了这次以革命文学问题为中心的论争。 论争初期,冯雪峰就十分关注。他对一些革命作家盲目地参与对鲁迅的批判表示不满。这年5月,他以“画室”的笔名写下了《革命与知识阶级》一文,表示了对鲁迅的支持态度。他认为:“在文明批判方面,鲁迅不遗余力地攻击传统的思想???在‘五四’、‘五卅’期间,知识阶级中,以个人论,做工做得最好的是鲁迅。”他指出:“创造社改变了方向,倾向到革命来,这是十分好的事,但他们没有改变向来狭小的团体主义的精神,这却是十分要不得的。一本大杂志有半本是攻击鲁迅的文章……对于鲁迅的攻击,在革命的现阶段的态度上既是不必要,而创造社诸人及其他等的攻击方法,还含有别的危险性。” 冯雪峰的特殊使命 而作为论战一方的鲁迅,也读到了冯雪峰这篇文章。以此为契机,冯雪峰在浙江第一师范的同学、与鲁迅关系很好的左翼作家柔石便把他引荐给了鲁迅。 他们初次见面的时间是1928年12月的一个晚上,起先两人话并不多。但是,随着见面的增多,鲁迅的话也多起来了。当时两人都在翻译马克思文艺理论,这就成为谈话的共同点。出于对鲁迅的景仰,也为了谈话和求教的方便,冯雪峰也搬到了上海景云里11号甲,与鲁迅做了邻居。雪峰迁入景云里后,去鲁迅家更勤了。往往晚饭后,他在晒台上一看,如果鲁迅处没有客人,他就过来谈话,说是谈谈,其实主要是谈工作。 在这期间,冯雪峰把主要精力放在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上,先后出版的译著有12本,加上刊物上发表的翻译论文,共约70万字上下。若粗略地作一统计,从“五四”到三十年代初,或许还没有一位作家比冯雪峰翻译作品的数量更多。 有很多译著是冯雪峰与鲁迅合作完成的。在1929年一年里,他与鲁迅合编的《科学的艺术论丛》共出8种:其中雪峰译的4种,鲁迅3种,几乎占了丛书的全部。丛书在1929年5月起由水沫书店和光华书局陆续出版。在翻译和编辑过程中,冯雪峰得到了鲁迅“最大的帮助”。鲁迅在译作“后记”中对雪峰帮他校勘补译,也写了“感谢雪峰君”的话。 这样愉快的合作,使鲁迅和冯雪峰的友谊逐渐加深。在这段时间中,冯雪峰成为《鲁迅日记》的主要角色,仅1929年《鲁迅日记》中有关冯雪峰的直接记载,就有34条之多。当时冯雪峰还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经济十分拮据,常靠朋友接济。鲁迅就用预支稿费等方法资助他。他们常作深夜长谈,从上半夜直谈到下半夜二三点钟。 谈话中,冯雪峰甚至可以“强迫命令”鲁迅。许广平回忆说:“听听他们的谈话,觉得真有趣,F(指冯雪峰)说:‘先生,你可以这样这样的做。’先生说:‘不行,这样我办不到。’F又说:‘先生你可以做那样。’先生说:‘似乎也不大好。’F说:‘先生,你就试试看吧。’先生说:‘姑且试试也可以。’于是韧的比赛,F的目的达到了。” 鲁迅对这种“强迫命令”是感觉到了的,但并无反感,而且还赞许地说:“有什么办法呢。人手又少,无可推诿。至于他,人很质直,是浙东人的老脾气,没有法子。他对我的态度,站在政治立场上,他是对的。” 与此同时,冯雪峰与创造社方面的冯乃超、朱镜我、彭康等中共党员建立了联系。此后,经他们介绍,中共江苏省委上海闸北区委恢复了他在义乌失落的组织关系,重新回到党内,并在上海闸北区委第三街道党支部过组织生活。这个支部当时又叫文化支部,因为其中的党员大多数是来自创造社的文化人。 根据党的指示,冯雪峰与鲁迅的联系工作,为的是筹备建立左翼文艺统一战线。 1929年秋,太阳社、创造社与鲁迅的论争引起中共中央的注意,周恩来、李立三、李富春等中央负责人对论争的起因和过程作了分析研究,确认这是一场发生在革命文学阵营内部的争论,双方在坚持革命文艺的方向上并无原则分歧。因此,中央批评了创造社、太阳社成员在论争中所犯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错误,要求党员作家首先停止对鲁迅的批判,结束论争,争取把一切进步文艺力量团结在党的周围,共同对敌。 作为联系人,冯雪峰的第一个任务,是受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兼文委书记潘汉年之命,去同鲁迅商谈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之事。 大约在1929年10月的一天,冯雪峰去景云里鲁迅家“做工作”了。鲁迅表示完全同意成立左联,并说“左翼”二字很好,旗帜可以鲜明一点。当然,鲁迅之所以爽快地答应,原因也是多种的,一是他早已觉得这场论争是唱“空城计”,是自己人扭打给敌人看笑话。二是他对冯雪峰有一种信任感,觉得他的话很在理。另外,更为重要的是,冯雪峰在平时与鲁迅的谈话中,已多次讲到鲁迅对“革命文学”倡导者的缺点错误看得过重了些,没有看到“革命文学”口号的提出不仅是挂一块招牌,而是有社会基础,有现实要求的。鲁迅接受了冯雪峰的这个意见。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窦乐安路中华艺术大学(今多伦路201弄2号)举行成立大会。会上鲁迅作了简单的讲话。由于“左联”成立大会是秘密举行的,没有作记录。三四天后,冯雪峰根据记忆,结合平日与鲁迅谈话的有关内容,将鲁迅在会上的讲话整理成《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一文,经鲁迅过目并修订了两处后,发表在他主编的《萌芽月刊》第1卷第4期。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告成立后,鲁迅等左翼作家为冲破国民党当局的政治压迫和文化摧残作了不懈的努力和斗争,而作为党与鲁迅联系人的冯雪峰则与鲁迅并肩战斗。 为毛泽东与鲁迅搭桥 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毛泽东终生不曾见过鲁迅,鲁迅也终生不曾见到毛泽东。在这种互未谋面的情况下能够做到心心相通,主要是在共同的事业和共同的理想基础上所形成的高度思想交融与人格景仰。另外一个不可低估的因素是,冯雪峰为毛泽东与鲁迅的相知起了搭桥的作用。 1933年秋冬之间,冯雪峰在上海被特务盯梢,他巧计甩脱,幸免被捕。由于他已暴露,党组织决定让他暂离上海。12月底,冯雪峰抵达江西革命根据地、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所在地瑞金。1934年初,毛泽东为了筹备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从汀州回到瑞金,住在沙洲坝。冯雪峰很快见到了毛泽东。这是他们第一次正式会晤。或许是神交已久,两人犹如多年不见的老友,都十分热情。冯雪峰向毛泽东汇报上海的工作和左翼文艺阵营的活动,他特别详细地向毛泽东介绍了鲁迅的情况。已读过鲁迅著作并对他心仪已久的毛泽东,对冯雪峰讲述鲁迅的事情尤其感兴趣。冯雪峰告诉毛泽东,有一个日本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在经过一番沉思之后,他说:“这个日本人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 冯雪峰还告诉毛泽东,鲁迅看了毛泽东写的几首诗词后,认为有一种“山大王”的气势,毛泽东听后,情不自禁开怀大笑。 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结束后,毛泽东又把冯雪峰找去,进一步详细询问上海的工作,询问鲁迅的事情。有一回,他亲自来到冯雪峰的住处,见面以后,风趣地说:“今晚约法三章:一不谈红米南瓜,二不谈地主恶霸,不谈别的,只谈鲁迅好不好?”毛泽东接着对雪峰说:他很早就读了鲁迅的作品,《狂人日记》、《阿Q正传》都读过。阿Q是个落后的农民,缺点很多,但他要求革命。看不到或者不理会这个要求是错误的。鲁迅对群众力量有估计不足的地方,但他看到农民的要求,毫不留情地批评阿Q身上的缺点,满腔热情地将阿Q的革命要求写出来。我们共产党人和红军干部,很多人看不到,对群众的要求不理会,不支持,应该读一读《阿Q正传》。毛泽东说,他自己也想重读一遍,可惜当地找不到书。他问雪峰,鲁迅这几年写了什么。冯雪峰扼要地介绍了鲁迅到上海后所写的文章,尤其是几次论争中的文章。 毛泽东对鲁迅的倾心向往,给冯雪峰留下深刻的印象,若干年后,冯雪峰对当年谈话的场景仍记忆犹新:在昏暗的灯光下,毛泽东靠窗坐着,一边用破报纸在桌角上卷旱烟叶子,一边全神贯注地倾听着,并有过几次插话。当雪峰谈到自己曾经代表左联去请鲁迅写文章的时候,毛泽东抬起头来,缓缓地、一字一句地说:“哦,你们还给鲁迅出题目!不出题目岂不比出题目更好吗?”此时,冯雪峰又向毛泽东讲述了上海的党组织希望鲁迅将苏区的斗争写成小说,由他陪着陈赓将军到鲁迅家里的事情。冯雪峰说,陈赓讲述了红军艰苦英勇的战斗,谈了一天。鲁迅非常重视这次谈话,以后一再提及,认为确实比《铁流》、《毁灭》里写的生活更动人,打算继续搜集材料,并深以自己没有实际感受为苦恼。 毛泽东没有吱声,陷入了沉思。冯雪峰继续说:“‘独立房’(当时中央局所在地)有人主张请鲁迅到苏区来。”“干什么?谁主张的?”毛泽东问。“不是正式主张,只是随便说说。”冯雪峰解释说。“这些人,”毛泽东微微摇头,说,“真是一点不了解鲁迅!” 冯雪峰所说的“独立房”的主张,是在一次闲谈中“随便”说起来的。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瑞金。有一天,张闻天、博古、冯雪峰在中央党校谈起中央苏区一些部门的工作情况。张闻天说到有人反映教育部门的工作忙于琐碎的事务主义,打不开局面,应该充实该部的领导。博古提议,可以让鲁迅来当教育人民委员,主持中央苏区的教育工作。冯雪峰不赞成博古的意见,认为博古不了解鲁迅,低估了鲁迅在白区文化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提出还是让瞿秋白来主持教育工作为好。张闻天赞同冯雪峰的意见;随后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也认为:“鲁迅当然是在外面作用大。” 在继续深入议论鲁迅的时候,冯雪峰将鲁迅不想离开上海,谢绝到苏联去,认为在岗位上,总能打一枪两枪的想法,原原本本地告诉毛泽东。毛泽东感动地说,这才是实际的鲁迅!我们民族几千年来多次濒临危亡,能够坚持不堕,就因为人民有这样的品格,这点在鲁迅身上集中地体现出来。此时,毛泽东已被“左”倾机会主义者调离红军,被排斥在中央领导之外,同时受到王明势力的冷落、打击,在这段时间里,他心情沉重,说话很少。但那天晚上他与冯雪峰谈了很多,显得轻松、愉快、充满信心。他俩一直交谈到深夜。 “先斩后奏” 以冯雪峰为媒介,毛泽东和鲁迅在感情上有了沟通和共鸣。或许从此刻起,鲁迅的形象在毛泽东心中至死未变。而对冯雪峰来说,因为使毛泽东及党中央了解到他与鲁迅的关系,所以,在1936年中央派人到上海开展抗日工作时,他就成为他们眼中最合适的人选。 冯雪峰参加了长征。瓦窑堡会议后的1936年4月,冯雪峰作为中央的特派员,肩负重大的使命,从陕北瓦窑堡启程,回到了上海。 冯雪峰与鲁迅重逢后,热情地向他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过,鲁迅对此最初是持怀疑态度的。但经过冯雪峰与他推心置腹的交谈,鲁迅原先的怀疑态度消除了,他热烈地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坚信它的胜利前途。这时的毛泽东在鲁迅心目中已经不再是“山大王”了。他说:“干革命,总是人多一点好,我想过了,M(鲁迅对毛泽东的称呼)的政策是对的……”他对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深表敬意,而且表达了跟随这个党战斗的心愿:“我想,我做一个小兵还胜任的,用笔!” 到上海不久,冯雪峰用鲁迅的一笔稿费换成了火腿和十几条半线半毛的长围巾,连同鲁迅在病中所编的瞿秋白遗作《海上述林》,送给物质生活极度匮乏的在延安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此外,他还单独给毛泽东送去几听纸烟。他说:“当时陕北很苦,同志们生活得相当艰难,我进去上海,总想给他们捎点什么吃的或用的去。但只要是吃用的东西,我都想买。但身边钱不多,只买了一些廉价的围巾和纸烟。当时鲁迅有一笔稿费在我手头,我就先斩后奏地用这笔稿费代鲁迅给毛主席买了火腿。可惜火腿和香烟在西安就被别的同志瓜分了,只有那围巾是送到了的。” 冯雪峰这种“先斩后奏”的方式显然得到了鲁迅的赞成,用许广平的话说,这是鲁迅对毛泽东和红军战士的“丹心一片”。 (摘自《新闻午报》 作者徐庆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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